2012年11月26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十几年来，佟律师及其团队一直关注青少年，农民工，农民，妇女等弱势群体的问题，十八大期间，他曾表示其最大的愿望是全社会不要再把“公益律师”和“公益法律服务”仅仅当作是“好人好事”，而是应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成为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公益律师不能总自费。
以下是报道全文：
在刚刚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来自律师界的代表佟丽华提出，希望国家能够给公益律师补贴。
41岁的佟丽华，从事公益律师多年，亦建议由政府购买公益律师服务。“为困难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法律帮助，也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本报记者侯雪竹
未成年人保护从个人到行业公益
1995年，佟丽华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进入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
在办理案件中，他经常看到一些家庭贫困的人因为不懂法而把问题处理得越来越糟，有的妻离子散，甚至违法犯罪。
尤其在中国律师事务所从国办所市场化后，律师需要向当事人收取费用。“这就有个问题，有钱人可以请律师，没钱人怎么办?”
1998年初，他在政法大学开通了“佟律师法律热线”，进行免费咨询，佟丽华每天更忙碌了。
1999年，佟丽华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两个广西壮族女孩被父亲遗弃在北京两个多月，两个女孩身无分文，大的11岁，小的仅7岁，在北京没有亲戚.，佟丽华接到电话后立即去看望两个女孩，为她们提供法律援助，并派专人送姐妹俩回家。
佟丽华感到这种跨地区远距离的援助方式，无论成本还是效率都存在很多问题。“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更多职业律师联合起来，在全国形成完善的援助网络。”
2000年5月，在他的推动下，“中国青少年法律援助律师协作网”诞生了。2003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
截至目前，全国30个省级律师协会都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近9000名律师成为志愿律师，未成年人保护已从佟丽华的个人公益事业变成了律师行业的公益事业。
帮农民工打官司
此后，佟丽华又关注起农民工问题。
2004年，佟丽华和他的团队以“农民工维权成本”为课题进行实地调研。
调研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耗时11到21天，再加上误工费，国家支付法官、书记员等政府工作人员工资等，综合成本在3420元至5720元之间。
如果提供法律援助，成本最少要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这还没有计算农民工不得不多次往返家乡和打工城市之间的住宿、吃饭、交通等费用。
这次调研后，农民工成为他的另一半“客户”。
有朋友劝佟丽华慎重介入这个领域，因为农民工案件很多是群体性案件，处理不好还自找麻烦。
佟丽华认为，他最适合做这个事情。他出身农民，父亲做过农民工，被拖欠过钱，他理解农民工，也知道这个领域问题会更复杂，“但越是如此，越是需要去推动。”
应由政府购买公益律师服务
团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在佟丽华看来，这种状况需要改善，“公益法律服务应该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
中国目前职业化的公益律师一部分来自政府法律援助中心，约5000人;社会化的公益律师则不超过250人。
运营经费成为民间公益法律服务最大的制约。
2000年到2001年是佟丽华最困难的时候，做公益的启动资金是他所有积蓄，还欠下几十万元外债，不得已把家里贷款买的17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掉，继续进行法律援助。
“我们目前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公益彩票专项基金，律师每办理一个案件，基金就会补贴一笔费用，但也仅够支付最基本的办案成本。”佟丽华说。
他算了一笔账，国家只要10个亿就可以培养一万名社会化的职业公益律师，国家向民间机构购买服务，免费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
“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很大一笔钱，但这支队伍在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能发挥着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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