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个城市里有了专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站，这张地图上就会多一面红旗。”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站的陈苏研究员指着接待大厅里的看板，对记者这样说。
这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一栋二层小楼里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站，是由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佟丽华于2005年一手创办的，旨在为农民工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使他们的权益能够得到法律保护。
每一笔赔偿都足以“救命”
尽管采访时正值周六，但接待大厅里的电话却响个不停，两名律师正在接听电话，分析案情。“因为农民工往往周末休息才有时间打电话或者上门求助，所以我们全年无休。”陈苏如是说。在这里，农民工寻求法律咨询，请求援助，以及诉讼代理，一概免费，并且不用提供任何低收入证明，律师甚至还会帮助农民工垫付援助时的费用。
曾于12月25日被本报报道的见义勇为农民工李国方，属于劳务派遣工，也曾一度求助无门。正是在这里的律师帮助下，认定了劳动关系，提交了工伤申请，其民事方面的法律援助也已启动。
“是王丹律师帮的我，人很好，出门都是他们花钱。”他很庆幸自己得到了法律援助，能够开启新的生活。
李国方，只是千千万万通过法律援助改变命运的农民工中的一个缩影。仅在2011年1月到11月，这里就受理案件1436件，办结案件1153件，有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每一个案件都牵扯数名甚至数十名农民工，而他们的背后，是数十个家庭，他们还有留守的父母，随迁的孩子等待抚养。每一笔赔偿款项，看似不多，但对于他们而言都足以"救命"。”佟丽华向记者表示。
2011年是农民工法律援助事业大发展的年份 ，到目前为止，全国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站已经扩至31家，接待大厅里的红旗也随之一面面增加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知道了援助站的热线电话和网址。
佟丽华谈起自己经手过的一个案子，一度黯然神伤。一名农民工，因为劳务问题，怒而焚烧其工作的店面，殃及周边多个商铺，损失数额竟达数百万。他归案后律师曾问他，是否知道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劳务问题，答不知，而他一念之差造成的巨大损失，可能使其面临十年以上的漫长刑期。佟丽华告诉记者，一方面，农民工存在一定的法律知识欠缺，经济条件也使得他们难以获得律师帮助，而另一方面，农民工求助无门所带来的间接社会成本，很可能远远大于对其的法律援助成本。
每一个判例，都会影响未来
佟丽华刚刚开始自己的公益之路时，其实是在孤军奋战。1998年时他开始做青少年法律援助时，不菲的援助成本一度用光了他做执业律师的个人积蓄，甚至欠下不少外债，后来不得已卖房还债，才得以继续公益律师之路。
其实，他原本是一名出色的执业律师，27岁便成为北京最年轻的律所主任之一，收入不菲。如果继续原先的轨迹，他本可以有个辉煌的前程和“钱程”。
但他在公益律师的道路上无怨无悔地走了下去，并带动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投身公益律师。在投身公益的第十个年头，佟丽华曾写了一本书记述十年的风雨路，书名只有四个字：为了正义。
2005年9月8日，经过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共同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依托专职公益律师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组织，2009年7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头四年里，他们共接待来访和咨询23183件，涉及农民工104459人次，涉及金额七亿五千七百万以上。
而2010年和2011年，前来农民工法律援助站求助和咨询的人更多了。
除此之外，为了向农民工宣传法制知识，提高他们的权益保护意识，援助站还经常组织律师无偿对农民工进行授课。
很多农民工一开始不相信真的有免费的法律援助，而且是由一家民办机构提供的。当他们经过法律援助，成功解决问题后，发现自己无论送什么礼品，律师们都分文不要，许多农民工便只好送锦旗过来，以至于援助站的屋子里摆不下了，只好把锦旗叠在一起竖着挂。
佟丽华明白，当这些来自于朴实乡村，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原则的农民工最终选择法律手段时，往往已经身无分文了，法律成了他们最后一个“盾牌”。但许多农民工要么不知道有这道“盾牌”，要么没有专业人士帮他们使用，而他们也凑不出请律师的钱。佟丽华告诉记者，在他的儿时同学里面，也有农民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理解这些人：如果法律援助都无法得到，那么他们就走投无路了，因此法律援助站的所有服务一律免费。
农民工中，很多人都是劳务派遣工，每一个案件，常常牵涉到多方面复杂的关系，比如劳务派遣工的工伤由派遣方还是用工方负责？厂方派往超市的食品推销员劳动权益受损时，超市一方有无责任？
在一次涉及商品车驾送司机的案子判决之后，京郊某区的仲裁员表示，以前此类案件还从没有如此认定过，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每一个判例，都会影响之后有此遭遇的农民工。”佟丽华告诉记者。
希望那一天不再遥远
佟丽华表示，由于农民工涉及的案件往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专业性，所以农民工需要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这些律师不做商业案件，不按照惯例从案件中获取报酬，而是心无旁骛地专职无偿去为农民工服务。
目前，全国农民工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已经有170多人，在2011年这一年里，他们的数量增加了一半，越来越多的年轻律师，投身到了农民工法律援助事业。
由于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无法从所接的案子中获得任何报酬和提成，他们的工资是“死的”，并且在职称评定上也存在障碍。“大概收入只有同等资历商业律师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吧。”陈苏告诉记者，“不过我们的队伍却很稳定，很少有人离开，许多人都是从一开始就坚持到现在。” 目前援助站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公益彩票基金，较为稳定，去年大概得到了600万的资助，其所用的办公场所也是司法部门和卢沟桥乡协调解决的。
公益律师们的付出不仅获得了农民工的认可，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彰。2009年，公益律师时福茂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被全国总工会和司法部授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杰出律师”称号。“做农民工专职律师，首先要有一个志愿从事公益的心，另外，还要有专业化的法律援助能力。”佟丽华如是说。
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目前还是个“新鲜事物”，国内尚无多少先例可循，佟丽华也思考着，这些追随自己的律师们的未来。 他希望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改变农民工的命运。尽管在人力和资金上面尚有缺口，佟丽华仍旧希望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依旧保持“民办非企业”的社会团体身份。因为他认为，需要有更多社会力量从多角度来共同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在2011年，佟丽华一直为农民工权益保障奔走呼吁，希望在立法层面上能够尽自己绵薄之力，六年来，农民工法律援助站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可供调研。“好的立法是将问题简单化，让整个社会都为此受益。”对于2012年，他希望能够在农民权益保护上能够有所作为，因为农民工还兼具农民身份，在家乡还有宅基地甚至农田，农民权益的保护程度也决定着农民工的未来命运。
新的一年，他期盼能有更多律师投身公益事业。“全国有20万律师，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公益律师，但我希望，有10%的律师，一年无偿做一件公益的案子，那一年全国就能做2万件，对于律师来说，这是举手之劳。”佟丽华希望更多律师能有“社会担当意识”，而不能只是挣钱。
其实，佟丽华一直有一个梦想，“我出身于农家，在老家，还有地。” 他希望有一天，当农民工不再是弱势群体时，当他们能够确保得到公平对待时，自己可以告老还乡，回到河北农村老家，享受田园生活。
“希望那一天不再遥远。”他说起这句话时，一缕午后阳光恰好洒进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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