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娟就儿童收养问题接受北京晚报采访

一场发生在兰考的火灾，夺去了7名孤残儿童的生命，不仅暴露出收养法规存在的缺漏，也使社会舆论再次聚焦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是否健全的问题上。

昨天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现有孤儿61.5万名，但由政府收养的仅有10.9万名，其余50多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从这些数字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袁厉害这样的民间收养行为，为数众多的孤儿将何去何从？如何避免这样的惨剧再发生，为此，记者连日奔波，采访了几位专家学者，请他们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追责袁厉害是懒政

“追究袁厉害的责任，是一种恶政、懒政。”王太元认为，如果袁厉害不是故意导致儿童死亡，也没有通过收养牟利，追究她的责任就没有道理。如果要追责，首先应该追究遗弃者和政府相关人员的责任。“目前很多被送养的孩子并不是孤儿，都是被遗弃的残疾儿童。首先这些家长就是违法的。”

王太元说，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孤残儿童，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也缺乏社会保障。“袁厉害在条件艰难的情况下救助孤残儿童，我们应该支持保护她。用非法收养一味指责她，是不公正的，是一种歪曲。”

王太元认为，没有合法的收养手续，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允许社会民间力量收养，但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支持。如果因为法律缺失，就认定民间收养力量非法，这可能会导致大量孤残儿童生活无着。

为何不领孤儿补助？

目前我国有98%的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但按规定，每个孤儿都可以领到政府补助。张文娟告诉记者，社会机构抚养的孩子，每个孩子每月可得到1000元，散居孤儿每个孩子每月600元，不分城市和农村。

但袁厉害收养的孤残儿童，未领过“孤儿补助”。因为按规定她的收养未经民政部门认定，属于私自收养，其收养的孩子不属“孤儿”之列。

“如果县政府未上报孤儿的数量，中央就不会拨款。如果连弃婴都没有上报的话，民政部门是有问题的。”张文娟说。

张文娟认为，要就悲剧发生时孩子的状态问几个问题。比如，被烧死的孩子中，有多少属于应当送到社会福利机构的孩子？如果有，为什么没送？有多少是民政局说的“临时安置点”的孩子？如果民政局将袁厉害家作为“临时安置点”，尽了什么样的监管义务？是否对袁厉害的抚养行为给予经费支持？有多少是没有进入“临时安置点”而单纯由袁厉害抚养的孩子？这些孩子民政部门为什么不管？

收养门槛不能太高

针对社会提出的收养门槛过高的问题，1月10日民政部表示要促进修改《收养法》，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并把民间收养纳入监管。

张文娟认为，《收养法》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更多地从保护孩子的权益角度出发。比如未经民政部门登记，属于非法收养，那么这些未经登记的孩子的权益怎么保障？《收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

此外，收养的范围过窄，只包括孤儿、查找不到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以及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法抚养的孩子，不包括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孩子，很多孩子失去父母监护后，不能进入收养范围。按照国际公约规定，14至18周岁的孩子均可以纳入收养范围。但我国的《收养法》规定只有不满14周岁的孩子才可以被收养，14岁以上的孩子，包括一些被撤销监护的孩子，因为年龄过大，就不能进入收养家庭。

有观点认为应该对收养人的能力、教育程度等作出明确规定。张文娟则认为，关于收养人的条件不宜规定过细，特别是对那些无子女的家庭，即使教育程度、收入不高，也不应被排除在收养人范围之外。相反可以适当降低合法收养的门槛，让更多的家庭收养孩子，但收养人不能有虐待伤害孩子的经历。

类似袁厉害的民间收养行为已经存在了20多年，但时至今日，现行法律并没有对这种爱心收养的行为进行明确规范。一些孤儿没有户籍，缺少父母死亡证明，再加上相关部门懒于作为，使得孤儿认定困难重重，这也需要《收养法》修改简化相关手续。

张文娟指出，现有的弃婴发现、举报、受理、安置等流程没有实现无缝衔接。监护这种法律身份的确认或变更应该是政府责任，并遵从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袁厉害的民间收养有历史贡献，她延续了这些孩子的生命。但她毕竟是一个类似机构的养育方式，并不能给予孩子一对一的爱。从儿童最大利益保护角度，未来还是应该鼓励孤残儿童回归到正常的家庭。

出事就要反思制度缺陷

专家认为，完善《收养法》只是完善儿童福利保障的一部分，而推动出台《儿童福利法》和健全儿童福利保障机制更为重要。兰考火灾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儿童保障体系不完善。

“出了事就要反思制度是否有缺陷，否则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高华俊认为，目前最欠缺的就是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来保护儿童的权利。如前段时间发生的贵州毕节流浪儿童闷死垃圾箱事件，这些都非常典型和集中地反映出我国在儿童福利和保护政策、机制等各方面存在的缺陷。

高华俊说，从政策上来讲，现在缺少一部有操作性的《儿童福利法》，从福利的角度保护儿童各方面权利。除了《儿童福利法》，还应建立完善的儿童保护机制。目前国内的儿童福利管理分散于民政、教育、妇联及司法等众多部门中，未成立专门的全国统管儿童福利机构。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的社会福利署，如发生虐童事件，社会福利署就会介入，有社工参与调查，承担临时监护，使孩子各方面生活不受影响。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韩晶晶律师介绍，没有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导致孤儿等特殊儿童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比如目前没有法律法规对弃婴身份的确认、如何进入国家监护程序等问题，作出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这一方面造成了弃婴被私自收养，上户口、受教育等权利无法受到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对弃婴身份认定的程序，群众拾捡到弃婴后，往往会遭遇各个部门的互相推诿，弃婴很难和孤儿一样顺利进入国家监护程序。”

韩律师指出，儿童福利保障制度不健全，也是有残疾的弃婴增多的原因。“目前儿童福利院中的多数孩子都是身体有残疾的儿童，是被父母抛弃的。而他们被遗弃的原因主要是父母没有能力救治。如果有残疾儿童的家庭能够得到社会救助，包括对残疾儿童的医疗保障、经济资助以及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政府服务，大部分家庭不会抛弃残疾儿童。”

政府不能出力就要出钱

“除了要有好的政策，政府还要给予大力的资金扶助。”高华俊副院长说，政府可以和收养者签订收养协议，以“购买收养服务”的方式，明确双方的责权利。目前，北京、广东等地都有政府购买服务的示范基地，比如一些养老机构，可以扩大到孤残儿童的收养服务，由政府出资委托民间机构或个人收养，这样实际上是降低政府负担的，也能帮助袁厉害这样的爱心人士和民间机构解决困难，提高养育条件。

王太元教授认为，不能总指望个人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我们总是鼓励民众献爱心，但全国有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每个人捐多少钱才够？社会的同情心为什么越来越不够用？很多爱心都被滥用了。”他认为，国家应该投入一定比例的财政支出，还应鼓励企业投入民间慈善。目前政府的协同制度还不健全，很多企业不愿出力做慈善，主要是不能减免赋税，所以企业就不愿投入。救助孤残儿童，应以政府支出为主体，还应鼓励企业加入，共同投入到儿童福利保障事业上。

“除了收养外，政府还应该大力推行鼓励家庭寄养，这是符合世界趋势的。”韩晶晶律师说，与收养不同，寄养家庭没有监护权，监护责任和大病医疗费用仍由民政或福利院承担。

韩律师介绍，目前我国的寄养制度并不完善。政府应建立起家庭寄养评估制度，对符合条件的家庭要给予足够的补贴，对于寄养的孩子，民政部门还应负责监护和后续跟踪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