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0日至13日，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赵辉到陕西省铜川市开展异地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

　2013年3月11日下午，于慧律师代表致诚两中心前往北京市民政局参加首慈联召开的“2013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申报工作部署会。首慈联外联部负责人王钊介绍了2013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并邀请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负责人和光华教育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就项目申报的经验做法与与会的其他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学习。会后，于慧律师及时将有关项目申报事项通过邮件与中心有关同事进行了分享。

2013年3月11日，张文娟律师全天参加儿基会合作项目年度评审和项目主任培训会。上午是项目年度合作评审，从儿童社会政策与改革方案，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方案，卫生与营养方案，教育与儿童发展方案，儿童保护方案，艾滋病预防与关怀方案六个部分，由不同部委的人分别汇报，还是了解到了很多信息，青少年中心的信息也纳入到民政部汇报的儿童保护方案部分。下午是项目主任培训会看，主要是介绍儿基会财务规则的变化，修改后的财务规则主要接受事后报账，并明确哪些费用支持，哪些费用不支持，及报销标准。

　　2013年2月28日下午，致诚农民工中心财务主管张传玉、专职律师于慧一起参加了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举办的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2012年度检查动员会议暨2013年工作会议。

　　会上，市社团民非管理处处长高卓同志介绍了民办非企业单位2012年发展状况和民非管理处的管理工作情况，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部署了2013年的重点工作。市社团办党委书记李军同志宣读了北京市民政局关于2011年度评为5A、4A、3A级社会组织(共46家社会组织)的决定以及命名第一批社会组织示范基地(共100家社会组织)的通知，并当场授予了8家5A级社会组织和14家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牌匾。致诚农民工中心被授予北京市第一批社会组织示范基地，于慧律师代表中心上台领取了牌匾。

　　最后，社团办主任温庆云同志做了重要讲话，指出，随着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了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目标。温主任提出社会组织要向协同参与、知识型、社会企业及内生式的方向发展，不断提高服务品质和质量，提高社会公信力。

　　会后，社团办邀请北京华通鉴会计师事务所杨贵明主任对与会的各社会组织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进行了题为《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相关问题讲解》的专题培训。

　北京市社会组织示范基地推介指南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简介和工作特色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是中国第一家依托专职律师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开创了民办法律援助机构的先河。中心的宗旨是致力于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推动律师参与农民工保护工作，构建覆盖全国的农民工保护协作网络，促进劳动法学研究和法律政策的完善。2010年被评为5A级社会组织;2011年7月25日，经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正式批准获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获得“北京诚信自律先进民办非企业单位”、“北京市法律援助先进集体”;主任佟丽华2010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12年当选十八大党代表。中心探索出由律师专职化、专业化开展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劳动法学研究、推动和参与立法、普法培训等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综合模式与品牌，实现了政府购买优质、超值服务的社会管理创新。

　　提供服务类型：

　　接待与咨询服务

　　联系方式：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路口东里198号院

　　于 慧 63813362

　　helena1949@126.com

　　2013年2月28日下午，北京市法学会2013年社会建设工作会在京民大厦召开，农村法治研究会秘书处于旭坤律师、李娜律师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赵辉律师参加了会议。会议共分为三个议题，即：2013年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工作培训、动员和部署会，奖励和继续支持的2011年项目和公益行项目、2012年项目承接组织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汇报会，2012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管理岗位聘用人员工作交流会。此次会议分别由市法学会秘书长邵新莲和市法学会社会工作部主任雷建权主持，于旭坤等三位律师根据会议安排参加了相关议题的讨论。

　　在第一个议题中，邵新莲秘书长提到，各研究会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上做了很多工作，这几年也做了非常好的探索。邵秘书长特意提到农村法治研究会在项目实施中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对基层干部的培训项目已形成了一个特色品牌。她还结合市法学会系统的特点提出了几点希望和要求，同时提到申请政府购买服务要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法律服务为根本，鼓励大家做好社会服务工作。

　　在第二个议题中，于旭坤律师代表农村法治研究会介绍了获得2011年度奖励和支持的项目开展情况。她表示，在市法学会奖励和支持资金的大力配合下，2011年度的项目开展得非常顺利，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进一步巩固了项目成果。关于2012年度项目实施情况，于律师提到，虽然项目获批时间较晚，但各项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她还向大会汇报了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具体工作，相信能够实现项目预期目标，法学会相关领导对农村法治研究会的工作进行了肯定。此外，赵辉律师还向大会汇报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的项目实施方案与工作安排。

　　第三个议题是2012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管理岗位聘用人员工作交流会。2012年度，市法学会系统共向北京市委社会工委申请了11个社会组织管理岗位，市社会办社会组织处卢建处长等相关领导和同志专门参加了此次座谈会。此次参会的岗位聘用人员分别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以及对开展此工作的具体感受和建议，大家普遍欢迎这一政府购买服务模式，较好地实现了人力资源的整合，使社会组织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作为2012年度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管理岗位聘用的党务工作者之一，于旭坤律师表示，这一年来收获很多，不但农村法治研究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取得了进步，自身也得到了很大锻炼与成长。

　　下午6点多钟，北京市法学会2013年社会建设工作会圆满结束，此次会议内容丰富、节奏紧凑、节约高效，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2013年2月28日，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参加全国律协召开的专业委员会主任会议。会上，各专业委员会就拓展和创新介绍了2013年工作计划。

　　2013年2月26日，曾秀山等112名农民工被拖欠劳务费一案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致诚农民工中心时福茂律师、张志友律师以及实习律师郝冠群作为原告代理人前往开庭。

　　庭审持续两个半小时，原告代理人向法院递交了7个班组的相关证据，由于证据材料较多且被告方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被告律师要求答辩期和举证期，申请延期审理，最后法庭决定休庭，定于2013年3月5日再次开庭审理。

张文娟律师赴韩参加亚洲公益法律服务研讨会

2013年2月18日，受韩国律协和Gonggam公益法律服务组织负责人邀请，张文娟律师参加了韩国律协2013年度公益法律服务律师表彰大会暨亚洲公益法律服务研讨会，并作“在最大人口发展中国家争取正义”的主题发言。张文娟律师首先提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庞大的国家，如何让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免费法律服务，并且获得高质量的免费法律服务，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命题，相信对任何政府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张文娟律师介绍了中国的法律援助的历史发展，制度框架，政府法律援助已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体在弥补法律援助供需差距所作出的努力，最后她简单介绍了致诚公益律师团队作为中国最大的公益法律服务团队的服务模式、效果及思考。张文娟介绍，中国的法律援助基本上与中国律师的市场化改革同步开始，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2003年通过的《法律援助条例》确立了现有的制度框架。全国律协在22个专业委员会中，有至少4个具有很强公益特点；还专门设立两个专门委员会推动法律援助和律师社会责任。全国律协针对无律师县，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探索了“1+1”项目，社会影响力很大；从2012年开始，启动探索公益法律服务与律师责任年度报告制度， 开始在整个律师行业推动公益文化。除此之外，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也开始重视公益法律服务，如金杜所成立了公益法基金；中伦启动了青年公益律师培养项目等。很多科研院所也在推动公益法律服务，如武大、社科院等成立了专门的民非或公益所。最后，张文娟介绍了公益法律服务组织发展情况，认为职业化发展模式已经被更多组织所认可，如义联、众泽等都在走这个模式。到目前为止，致诚是最大的公益法律服务组织，专职人员达到50多名，其模式是以专职公益律师为平台，整合更多社会志愿资源，以扩大对弱势群体的服务供给能力，并实现服务的专业性和可持续性。除北京之外，致诚还在20多个省推动建立了30家公益法律服务组织。

做主题发言的还有日本东京公益法律服务办公室外国人与国际服务部的主管律师Suzuki Masako女士，她介绍了日本的法律援助制度框架，政府法律援助的范围，日本律协在推动公益法律服务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日本律协为弥补律师资源分配不平衡，通过资金支持等方式在律师稀少地区建立律师办公室，扩大法律服务提供者的范围，到目前已建立112个这样的律师办公室；这种办公室还在城市建立，以为政府法律援助不大可能提供、商业律师事务所又不愿意承接业务的领域扩大法律服务供给能力，如为外国难民或非法移民的法律服务。日本律师协会还推动了一项制度，既嫌疑人被警察逮捕后，其亲属均可免费向律师协会申请获得一名律师为他们做首次会见。当然，Masako女士也提到，公益法律服务文化在日本律师事务所中还不是很发达，律师事务所对公益的资助还非常少，而律师协会的资金支持又不能支撑他们职业化运转，这也是导致他们的这些律师办公室还要办理部分收费业务的主要原因。

韩国最大的公益法律服务组织Gonggam的Pill Kyu Hwang律师，介绍了韩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情况，律师协会目前开展的工作及对职业化公益律师发展的期待。在韩国律师协会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副会长，主管人权与公益法律服务事务，现任副会长是Jongchul Kim，他也是本次论坛环节的主持人。据副会长Kim先生介绍，韩国律协已经开发了公益法律服务指标体系，正在逐步推动公益法律服务报告制度。另据韩国律协秘书长Hyeon Kang介绍，从今年开始，韩国律协设立了奖项表彰出色的公益律师、公益律师事务所。Kang先生还是韩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BKL的律师，据他介绍，他们已经成立一个公益法基金会，还配备了两名专职公益律师；另在事务所内建立公益法律服务委员会，有60个律师是成员，他们每年发布自己的公益法律服务报告。像BKL这样的律师事务所，在韩国越来越多，大所带头做公益已经逐步成为主流文化。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韩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公益法律服务

的个人捐赠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他们是现有韩国专职公益律师的主要资金来源。当然，Gonggam 的Hwang律师也介绍，目前韩国专职律师的职业化和组织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主要在首尔地区，全部专职人数30人左右。

公益法在亚洲的发展时间较短，这次中日韩公益律师的小范围交流，使大家对彼此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及公益法律服务状况有了初步了解。通过互动交流，大家相互取长补短。对于中国的公益法律服务，韩国及日本同行也给与了很高评价。

韩国律协副会长Jongchul Kim在总结时提到，中国律协应对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的律师稀缺现象而探索的“1+1”项目对他很有启发。更令他欣喜的是，几年前到中国时，他发现公益律师似乎还是一个不被多提的概念，而今天中国的专职公益律师团队已经发展到200多人的规模，这值得韩国律师借鉴和学习。韩国律协秘书长Hyeon Kang先生对致诚模式和致诚工作高度评价，甚至认为致诚可能是亚洲最大的专职公益法律服务团队。日本Suzuki Masako女士也对张文娟律师的发言高度评价，说受益匪浅，将会努力在日本推动专职公益律师模式。

    2013年2月1日，赵辉律师参加北京市教委主办的《法治与校园》刊物专家评审会，就刊物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建议。

2013年2月1日上午，张文娟律师参加由伊朗森举办的领导力座谈会，座谈会上重点推荐了莉兹·怀斯曼等花三十年心血撰写的《成为乘法领导者：如何帮助员工成就卓越》一书的核心内容。该书将领导者分为两类：乘法领导者和除法领导者。乘法领导者是让员工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能力，他们能发现员工自身都不一定发掘的潜力，是天才的制造者。而除法领导者的特点是，他们引入了优秀的人才，却让这些人才感觉到自己越来越笨，无法挖掘这些人才的潜力。乘法领导者的管理目标是增效而非增员。对于民间组织而言，资源紧缺的特点尤为突出，所以，乘法领导者管理对我们尤为重要。

2013年2月1日下午，张文娟律师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2年度评审会，会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别主任白桦主持，民主治理项目的负责人谷青，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项目负责人Carsten Germer先生，南南合作项目负责人Steven Sabey先生等分别介绍了2012年度项目进展情况。来自商务部、民委、全国人大、环保部、中国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中国经济交流中心等单位的代表也予以回应和发言。

　　2013年1月31日，北京青春梦想同龄同行志愿者协会会长佟丽华、常务副会长李哲亚等一行6人前往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就“青春梦想同龄同行”志愿服务项目与市联合会领导开展座谈。团市委机关党委书记、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主任郭新保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交流。

　　会上，双方就“青春梦想同龄同行”志愿服务项目的发展前景、工作计划、活动安排等进行了研讨。对于“青春梦想”的前期工作成效和今后的工作部署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佟会长在会上指出：“青春梦想”将根据学员市场需求，不断开发精品课程，选择更具实用性的课程提供给学员;继续加强新生代首都建设者的文化风采展示，在原有良好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多拍摄对社会具有正面影响的影片;希望继续加强“青春梦想”相关配套建设，争取获得更多社会支持。相信在多方支持和配合下，“青春梦想”在加强志愿服务、促进城市融入方面将会起到更多积极作用。

　　2013年1月24日，致诚所党员律师于旭坤、于慧、高军生一起参加了在阳光中途之家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丰台区司法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主要听取和审议了中共丰台区司法局第二届机关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丰台区司法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于君、王进忠、王宝生、李华、李学军、宋锁妮、尚保华等七位中共丰台区司法局第三届机关委员会委员。

　　2013年1月30日，致诚公益负责人、十八大代表佟丽华主任及专职律师于帆、徐玉领等接受法制日报记者张维的采访，律师们结合办案经验就农民工讨薪难的原因、讨薪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基本案情】范某等三人因欠薪前来中心救助，其中，范某是右眼残疾的残疾人。三人在丰体修地铁十四号线，之前和一个建筑公司的施工负责人约好，干一个月，按平米结算，本想年前能够赶下这个活，挣钱回家过年，不成想，三人从2013年1月1日入场，干80多平米的活，之后因客观施工原因其他平米干不了了，三人与负责人就工资支付未达成协议，后从工友处了解到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于2013年1月22日前来求助。

　　【律师援助】律师了解情况后，考虑到民工着急回家过年，在工地多呆一天多损失一天，因此，当天下午中心的两名律师和范某三人一起亲自到工地做调解工作。在工地项目部办公室，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调解协商，初步达成调解意向，三人工资按日工结算，三人出工24个工，考虑到范某是残疾人，家里有五个孩子需要供养，家庭非常困难，故范某日工工资按300元结算，其他两人日工工资按200元结算，多支付范某的工资由项目部补贴。第二天下午，律师再次前往工地，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范某三人各自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工资，合计17200元。农民工和工地负责人都很感谢律师从中做的调解工作。

　　摘要：“作为一名律师，他是忙碌的，他忙于给未成年人维权，忙于给农民工讨薪。他的忙不为名，不为利，而是将法律作为维权的利器，将救贫扶弱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像冬日里的阳光，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阵阵温暖。”

　　2013年1月27日下午，由检察日报社正义网发起、新华网等多家主流媒体和中央新闻网站参与评选出的“2012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在京正式揭晓，用正义照亮无助者心灵的公益律师佟丽华当选“2012年度中国正义人物”。

 

      1998年年初，律师佟丽华创办了免费的“佟律师法律咨询热线”后，便与公益法律服务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他先后创立了国内首个面向全国的未成年人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国内首家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佟丽华认为，在一个法治时代，法治要给弱势群体以希望、信心和保障，让百姓看到，正义是可以依靠法治实现的。

　　正义人物评选组委会如是评价他：“作为一名律师，他是忙碌的，他忙于给未成年人维权，忙于给农民工讨薪。他的忙不为名，不为利，而是将法律作为维权的利器，将救贫扶弱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像冬日里的阳光，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阵阵温暖。”

 

　　为了弘扬社会正气，彰显公平正义，网聚正义力量，检察日报社正义网于2012年11月15日启动“2012年度中国正义人物”评选。此次评选中，组委会邀请了专家学者、媒体代表、社会组织等提名27位候选人，在正义网等网络媒体上刊登候选人事迹简介，同时开通网络投票通道。当年12月，网友们投票初评出了15位正义人物候选人。之后，又经过投票复评，最终确定10位“2012年度正义人物”和一个特别奖。

　　请点击链接

    2013年1月24日，赵辉律师参加“北京市中小学数字德育平台海淀站冬令营”的开营活动，为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教师和家长讲解寒假安全问题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

2012年1月24日，致诚公益律师张文娟接受财新网精英访谈，谈儿童福利制度问题。内容全文如下：

希望建立起可操作的跨部门儿童福利机制，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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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记者 蓝方 实习记者 杨佳秋

　　2012初的兰考大火，引起社会各界对儿童福利制度的广泛关注。民政部在回应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将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事实上，对于儿童权利保护，中国并不缺乏法律制度。从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颁行《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到主管部门针对流浪儿童、孤儿、残疾儿童、留守儿童颁发的一系列文件，表面上已构成了一整套儿童福利制度体系。然而，无论是兰考大火、毕节五流浪儿殒命垃圾桶的悲剧，还是一系列家长或幼儿园老师的虐童事件，都揭示出这一套体系中的重重漏洞。

　　出台儿童福利条例究竟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应该如何重构中国的儿童福利体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2012年接受民政部委托，起草了《儿童福利条例》专家建议稿。日前，中心副主任张文娟就以上问题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

　　财新记者：在去年的毕节事件、今年的兰考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都在呼吁建立儿童福利制度，民政部门也表示将推动儿童福利条例出台。中国现行儿童权利法律保障体系，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张文娟：中国的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就像一口破锅，到处都是洞，一次次触碰底线。法律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还是缺乏顶层设计。对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散落在不同部门的不同的措施体系里。

　　纵观这些年来有关儿童权利的案件，集中在三类：弃婴、流浪儿童，和受虐待儿童。三类案件的发生率非常高。这样的案件，在每个国家都会发生，但每次发生后，我们在制度上没有予以回应和反省，让人看不到这样一些悲剧减少的希望。

　　例如弃婴。中国现在90%以上的弃婴都是病残儿童。他们之所以被抛弃，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医保政策的支持不足。中国的医保体系是从城镇职工起步，然后才有了新农合，以及城市对“一老一小”的保障。对儿童的支持明显滞后，其中对新生儿的保护不足，孕期筛查和畸形预防的家庭指导和培训也存在很多漏洞。

　　这些孩子被遗弃、转移到福利院，还是要政府出钱给他们治病。而如果事前医保体系就能够对这些困境家庭有充足的支持，家人可能就不会遗弃孩子。

　　再说流浪儿童。孩子为什么流浪？一般是三个原因。一个是亲子关系出了问题，孩子离家出走；二是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孩子；三是孩子为了逃避家庭暴力而流浪，事实上是家庭虐待问题的外在化。自“随手拍”解救流浪乞讨儿童的行动后，政府部门对流浪儿童加大了投入，这些钱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又有多少用在了孩子身上，是值得追问的。用来在城市建机构、扩编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儿童为什么会反复流浪？根源在于家庭。

　　家庭虐待则是最难处理的一类案件。社会爱心人士非常难介入。看到有家长虐待孩子的，普通人能上去说“这孩子我带走”？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可以举报，但举报给谁？谁来处理？对严重不称职的父母，法律也说了可以撤销监护权。但是谁来申请，谁来起诉？撤消了监护权孩子又该谁来养？现在中国的收养制度里面，并没有包括被剥夺监护权的儿童收养问题。

　　我研究过美国有关受虐儿童的保护。十九世纪的时候，美国也没有相应的机制，由私人介入干预虐童问题。例如发现儿童受虐，强行将孩子带走送医等。但随后，美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机制，发现虐童案件后，有专门的儿童保护局介入，有一套体系化的干预服务机制和儿童安置机制。而中国到了21世纪，对儿童受虐问题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财新记者：当前呼吁出台儿童福利条例，可能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吗？

　　张文娟：单纯民政部出一个规章肯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出台儿童福利法，每年都在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起相关的提案或议案。但推动立法难度较大，更为现实的策略是先推动国务院出台一个行政法规。

　　我们希望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中，能够建立起具体、可操作的跨部门儿童福利机制，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无缝衔接。

　　财新记者：你们呼吁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张文娟：家庭是儿童的最佳养育场所。政府的责任是对家庭养育进行支持和监督。不出现无奈的父母，不出现嚣张的父母，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庭中成长，成为积极而负责任的新一代。

　　我们认为，一套儿童福利保护机制，应该包括这么几块内容：首先是对高风险家庭的动态监测机制，其次是对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发现举报机制，然后是举报后的回应机制，包括对侵权人的处理，对儿童的临时安置和长期安排。

　　还是以三类案件为例。

　　对于弃婴，第一发现人发现后，有强制报告义务，必须向公安报警。因为遗弃已是犯罪行为，公安在立案侦查、寻找孩子生父母的同时，要启动对孩子的临时安置机制。这包括首先要将孩子送到医院观察，民政、卫生、公安部门应协调建立起相应的定点安置医院，由财政埋单。

　　观察期或相应的治疗结束后，孩子应该被送至福利院进行临时监护。与此同时，公安部门对生父母查找，也应该明确具体的程序和法律后果。未能找到生父母，公安机关出具侦查终结报告，把孩子的监护资格转移到国家。此后再由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启动相关的收养程序，为孩子寻找收养家庭。

　　对于流浪儿童，也是第一发现人报警，警方出面调查孩子的流浪原因。如果孩子是犯罪行为的受害人——例如被拐卖、被犯罪集团控制，警方则采取行动打击犯罪、解救孩子回家。如果是因为亲子关系、家庭暴力而流浪，则要启动来源地的干预机制。包括将孩子安置在庇护所，或由寄养家庭临时寄养，对父母、监护人做培训教育和评估等，而不是简单地把孩子送回家就完了。

　　对于受虐儿童，对重点家庭的动态监测非常重要。例如酗酒、吸毒、有精神病史、孩子可能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家庭，政府部门应该掌握动态情况。孩子受到家庭虐待，老师、邻居、社区干部要有强制报告义务。警方要调查父母到底有无虐待行为，同时孩子被带离到庇护场所。对于严重失职的父母，民政部门要启动司法干预程序，对孩子长期生活做出安排。

　　财新记者：建立这样一整套体系是否现实？例如要配置社工，建立庇护所和福利机构，整合行政资源，投入想必巨大。尤其是各个部门之间，具体的职权究竟应该如何划分？

　　张文娟：现在有关儿童权利保护的职责，散落在各个部门。要整合成立统一的儿童保护局比较困难。我们的建议是，至少应该将民政部的儿童福利处升格为儿童福利司或儿童福利局，这样在地方上建立相应的儿童福利处、科，对相关的事务做协调。

　　在社区建立监测系统、儿童社工体系其实并不难。每个社区，现在有计生专干、社保就业的专干，为什么不能有儿童专干？与此同时，民政部门这些年也不断在加强专业社工的培养。以村委会、居委会为基础，培训专干人员，由他们搜集数据，监测高危家庭，是具有可行性的。

　　数据上报后，各地已有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这样一个多部门的协调机构，应该建立常设办公室，对相应信息进行汇总和备案。

　　关于报告义务，我们也研究了国外立法。发现在发达国家，由于儿童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法律中不再强调，如果第一发现人发现了弃婴、流浪儿童，或者邻居、老师、社区社工发现虐童现象不报告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措施。而在中国，大多数人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概念。是不是可以在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设定相关责任，也是可以讨论的。

　　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对公民报告的回应机制，这有利于调动公民举报的积极性。无论弃婴、虐童还是流浪儿童，都与违法犯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第一时间由警方回应，强化警察的调查职能是应该的。我们也建议，公安部的“打拐办”，应转型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办公室”，实现未成年人保护的警察专门化，以更专业、有效的回应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件。实现公安机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机构专门化，这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专门化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了公安机关的前面。

　　公安出警后，对于孩子们的临时安置，我们并不建议先着急建很多庇护所。需求量究竟有多大，现在还不好预测。关键是建立机制，让民间的力量也有参与平台。福利设施不足的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购买民间组织服务，也可以发展寄养家庭。由专门的儿童福利处协调，对爱心家庭、民间组织开展相应的评估、筛选工作，派出社工，为儿童提供临时寄养等服务。

　　这一整套系统，其实并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去建机构、建编制。关键是我们要先建立机制，为孩子们编织起完善的保护网络。

　　记者点评：长期以来，中国的儿童福利保护缺乏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而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实践，早已形成了一整套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福利保护机制，为中国提供了充足的经验。这一套体系在中国能否落地，关键还在于行政资源的衔接、整合，更在于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对儿童权益的真正重视。

2013年1月14日，致诚公益律师张文娟接受北京晚报采访，就儿童收养问题发表的观点，原文如下：

 原文链接：http://bjwb.bjd.com.cn/html/2013-01/14/content_40341.htm#

2012年1月18日，财新网意见领袖板块刊登张文娟律师观点：儿童保护机制如何建立？原文如下：

张文娟：儿童保​护机制如何建立？

【背景】由兰考火灾引发的儿童福利保护话题持续升温。如何重构中国的儿童福利体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事实上，中国并不缺乏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中国早已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法律层面亦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等多部法律。近年来，各部门还就孤儿、留守儿童、流浪儿童、残疾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出台专门的政策文件，如今年年初，五部门下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16周岁以下学龄留守儿童登记制度；2011年针对社会各界对流浪乞讨儿童的关注，国务院亦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2010年国办下发的《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将儿童福利的保障对象从福利机构内的儿童扩展到部分社会散居孤儿，并确立最低养育标准。

　　但这些制度体系存在明显漏洞。兰考火灾后，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中国儿童救助保护体系还不尽完善：有些法规需要修订，如公民收养条件过高；相关法规宣传普及不够；孤儿、弃婴的发现、报案、移送的网络体系不够健全；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等。

　　民政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作为长期研究和关注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民间机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2012年接受民政部委托，完成了《儿童福利条例》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

　　儿童福利条例究竟能解决哪些制度问题？能否为儿童编织起严密的保护网络？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中心）副主任张文娟表示，仅靠一个民政部的一个规章肯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困境儿童保护问题。她希望中国能出台《儿童福利法》，以实现对儿童权利保护的顶层设计。但目前看来，推动立法难度较大，更为现实的策略是先推动国务院出台一个行政法规。通过这样一个条例，先建立起对儿童保护的机制平台，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无缝衔接。

　　张文娟表示，发达国家在儿童保护机制上已有充足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具体而言，一套儿童福利保护机制，应该包括对高风险家庭的动态监测机制，对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发现举报机制，举报后的回应机制，即对侵权人的处理，对儿童的临时安置和长期安排。

　　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有关儿童权利保护的职责，散落在各个部门，要落实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制度，有必要整合资源，成立统一的儿童福利部门。张文娟认为，要实现如此大规模的机构整合，目前看来还比较困难。她的建议是，至少应该将民政部的儿童福利处升格为儿童福利司或儿童福利局，这样在地方上建立相应的儿童福利处、科，对相关的事务进行协调。

　　对于在社区建立监测系统、儿童社工体系，张文娟认为其实并不困难。每个社区，现在有计生专干、社保就业的专干，“为什么不能有儿童专干？”与此同时，民政部门这些年也不断在加强专业社工的培养。她认为，以村委会、居委会为基础，培训专干人员，由他们搜集数据，监测高危家庭，是具有可行性的。

　　社区数据上报后，由于各地已有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这样一个多部门的协调机构，张文娟建议上述两协调机构整合成一个协调机构，并建立常设办公室，对相应的信息进行汇总和备案。

　　一方面建立基本数据信息，另一方面一旦发现有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如发现家长虐待孩子，在街头发现弃婴或者流浪儿童等，张文娟认为要建立起公民的强制报告义务。不过，通过研究国际立法，张文娟发现，在发达国家，由于儿童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法律中并不强调，如果第一发现人发现了弃婴、流浪儿童，或者邻居、老师、社区社工发现虐童现象不报告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措施。而在中国，大多数人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概念。张文娟认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设定一定的责任，也是可以讨论的。

　　但她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对公民报告的回应机制，以鼓励公民参与举报。无论弃婴、虐童还是流浪儿童，都与违法犯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第一时间应由警方回应，强化警察的调查职能。她介绍，中心也在建议，公安部的“打拐办”应转型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办公室”，实现公安机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机构专门化，这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专门化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了公安机关的前面。

　　公安出警后，对于孩子们的临时安置，张文娟并不建议先着急建庇护所。庇护所的需求量究竟有多大，现在还不好预测。她认为关键是建立机制，让民间的力量也有参与的平台。福利设施不足的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也可以发展寄养家庭。由专门的儿童福利处协调，对爱心家庭、民间组织开展相应的评估、筛选工作，派出社工，为儿童提供临时寄养等服务。

　　在张文娟看来，这一整套系统，其实并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去建机构、建编制。“关键是我们要先建立机制，为孩子们编织起完善的保护网络。”■

　　（财新记者 蓝方 采写）

2013年1月19日，张文娟律师参加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非营利组织立法与官办非营利组织改革”研讨会，会议主办方邀请了近 40名来自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30名非营利组织业界代表及三位外国专家，会上发布了主办方撰写的《中国非营利组织法专家建议稿》新书，同时，大家就官办 非营利组织的改革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家在讨论中，甚至认为“官办非营利组织”这个表述也值得探讨，有人建议用“有官方背景的非营利组织”或“自上而下的非 营利组织”、“公法人性质的非营利组织”等。大家认为这种非营利组织的存在是中国特点，但来自美国耶鲁中国法中心的Jamie Horsley女士却介绍，美国虽然没有计划经济，但也存在一类“准政府组织”，即具有政府机关和私人部门混合法律特征的一类组织，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兰德公司等，她还介绍了他们的发展特点及面临的问题。就中国语境下“官办非营利组织”如何改革，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介绍了扶贫基金会“去 行政化”的改革历程，如把编制还给编办，与地方从父子关系改兄弟关系，从依靠大人物筹资变为通过专业化设计从小人物筹资等。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 书长黄浩明也着重从治理结构方面介绍了民促会的改革历程。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面临着各种质疑，大家也对红会王汝鹏秘书长的介绍很感兴趣。王秘书长 认为红会与普通的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普通，其定位应该是官办基金会，因为它承担着国际法上的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红会改革的方向不是去行政化，而是要更加透 明，更加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来自美国红十字会的Jennifer Hawkins女士也介绍了2007年之后，美国红会进行的治理结构、透明度等一系列改革，这为美国红会带来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如实现了领导的连贯性、预 算平衡、职责清晰、服务水平和流程统一、后端职能集中化等。

2013年1月17日，致诚公益律师张文娟的儿童保护有关观点被环球时报英文版刊登报道。全文如下：

Guardians aid youth offenders

Global Times | 2013-1-17 23:38:01 

By Zhang Zihan

Juvenile offenders in Beijing whose parents cannot attend their trial will be assigned a guardian as a legal representative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Similar systems have been adopted in other areas of the country, like Tianjin and Yunnan Province.



The anti-juvenile crime unit of the Capital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CCAC) said Tuesday it would assign an "appropriate adult" to these youth offenders. 



According to the Beijing government’s website, a guardian can be a lawyer, teacher, social worker and other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protect juveniles. 



"In situations when juvenile offenders’ parents or other older relatives cannot be informed, or when they are unable to get to the juvenile, guardians will be present as juvenile offenders’ legal representative," the website said. So far, there are  360 guardians in Beijing.



Zhang Wenjuan, deputy director of Beijing Children’s Legal Aid and Research Center, said she believes this is an improvement in child protection within China’s legal system. 



"These guardians will be present in the interrogation and trial; they are supposed to defend the juvenile’s rights like their family," Zhang said. 



However, Zhang said she was still uncertain about the rights of guardians, and she does not know whether the guardians can protest when police try to trap or force juveniles into a confession.



Zhang cited the example of a case in 2005 in Chaohu, Anhui Province, in which four juveniles were mistakenly arrested by police and tortured to make fake confessions. 



"Their parents were not by their side, nor did they have guardians. They wouldn’t have suffered if there were people by their side to argue for them and protect them," said Zhang.



Wang Jie, from th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tudy and Service Center of Juvenile Justice Social Work which has been participating with CCAC on this project, said their social workers have attended many cases as a guardian.  



"Many parents can’t attend trials as they are either too poor or are the victims, sometimes even accomplices of the crimes. So guardians speak for juveniles’ rights and would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background research of juvenile offenders to help judges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 better and make a more just verdict," said Wang.



Li Na, a judge at the juvenile court in Changping district, said that although guardians can help juveniles, they can never replace parents. 



"What they can do is really limited, for example, they cannot talk about compensation, or apologize on behalf of the juvenile. I believe bringing parents to the court is still the best choice," said Li.

原文链接：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56650.shtml

         2013年1月16日，佟丽华应约到北京市高院，就递进式矛盾化解等问题与翟晶敏副院长交流。

　　2013年1月9日，张文娟律师在湖南长沙为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85名院长开展了主题为“儿童养育与国家责任”的专题培训。此次培训正好处在兰考火灾悲剧的背景下，张文娟律师首先从兰考火灾入手，剖析个案中暴露出的国家责任在儿童养育中的落实不到位问题。张文娟律师还分析了在这次公共危机事件中，从民政部到兰考民政局，在应对中出现的被动是因为缺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张文娟的讲座进行了近一个半小时，她从各个角度讲解，儿童福利的格局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的格局是什么样的，民政系统及儿童福利机构应该注意什么及改革探索的空间在哪里。张文娟律师还留出半个小时与院长们互动，院长们提出了很多法律问题，非常渴望得到法律专业人士的指导。如院里职工虐待儿童能否追究责任，如何追究?孩子被收养后，收养人自己又生了孩子，就不再对这个被收养的孩子尽责任，福利院作为送养人可以怎么办?公安机关给的捡拾弃婴证明中一方面说找不到生父母，但又把系统里查到的其父母的户籍信息放在捡拾弃婴证明里，福利院这种情况下能送养孩子吗?……院长们还问到了很多与院里职工的劳动纠纷问题。张文娟律师都一一作了解答，后因为赶火车，只好中断院长们的问题。张文娟律师提醒院长们，法律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希望他们将来自己或通过民政部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配备专业法律顾问。

      2013年1月14日下午，佟丽华参加北京市司法局组织召开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于鸿源局长参加并做讲话。佟丽华发言时就公益法律服务的战略问题提出建议，背景当前已经有2.2万多律师，至少应该培养起上千名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公益律师，推动建立一批公益法律服务机构。该建议受到与会领导和代表的肯定。

2013年1月，由中伦律师事务所、中伦公益基金携手致诚公益律师团队共同发起的“‘公益律师 薪火相传’中伦公益律师培养计划”正式启动。中伦将向社会公开招募公益法律服务机构（组织）、集中招募选拔志愿律师至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工作、提供服务，中伦公益基金为志愿律师提供培训、为公益法律服务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中伦将以实际行动推动公益法和公益律师在中国的长远发展，期待您的参与！ 



本次公益行动的第一阶段工作为公开招募公益法律服务机构（组织），详情请查阅《公益法律服务机构（组织）邀请函》（附件1），请参与机构（组织）于1月27日前提交《公益法律服务机构（组织）申请书》（附件2）。 



附件1：《公益法律服务机构（组织）邀请函》 

附件2：《公益法律服务机构（组织）申请书》